▍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新聞資訊 > 嘉聯文苑
更多

中國現代繅絲業的產生和發展

發布時間:2015-06-08   來源:互聯網   編輯:嘉聯絲綢   點擊:

生絲的對外貿易,是整個中國絲業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生絲的出口,對中國絲業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現代繅絲廠是怎樣產生的?又是怎樣存在和發展的?它所走的,又是什么樣的道路?這些都離不開中國生絲對外貿易的條件和背景。

但是歷史又往往不像人們所設想的那么筆直和簡單。在歷史悠久和幅員廣袤的中國,具體到中國現代繅絲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上,就不是如人們所設想的那樣只有一個固定的同一途徑和模式。我們在下面選取的兩家絲廠:上海第一家絲廠公和永和廣東第一家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家絲廠繼昌隆,就有兩個不同的產生和發展的途徑和模式。不同途徑和模式的產生,當然有各自不同的條件。但毫無疑問,它們同時又恰恰來源于當時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的同一。

(一)公和永之例

1882年出現的公和永絲廠,是上海第一家華商繅絲廠。這家絲廠的創辦者黃佐卿(宗憲),是一個在外國人中間被稱為“祥記”的浙江籍絲商(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農商公報》,1915年第16期,選載門,頁14。)。根據我們在上一節所說的情況,這個“祥記”可能就是為外國洋行經紀生絲出口的絲號名稱。他不但是這個絲號的老板,而且是經營生絲出口的“絲行的一個領袖。”(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還有人說,他最初是經營土絲出口的絲棧主,“祥記”是絲棧的名稱。后來當上了公和洋行的買辦,隨后又開設了絲廠,“為了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獲得治外法權的庇護”,又掛上了他所在“洋行的牌子”(注:參閱《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142,170。)(但又加上了一個永字)。這些說法雖未注明資料來源,但看來是可信的,因為后來的絲廠主中,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注:參閱上書,頁170。)

為洋行的生絲出口服務的買辦、包括和洋行出口生絲聯系密切的絲商,是上海現代繅絲工廠創辦和主持者的一個重要支柱。翻開上海繅絲廠的工廠名錄,就可以看出:絲廠之由買辦或絲號商人創辦或來自他們的投資,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這個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絲廠者,和黃佐卿同為一代的就有吳少卿(瑞記買辦)之于上海瑞綸:楊信之(延昌買辦)之于上海延昌恒,蘇州延昌永;沈志云、吳少圃(撥維晏買辦)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買辦)之于上海源昌、無錫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買辦)、朱葆三(平和買辦)之于上海絹絲;以及唐茂枝(怡和買辦)、徐潤(寶順買辦)之于煙臺纊絲局和周廷弼(大明買辦)之于無錫裕昌絲廠(注:以上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141,汪敬虞編:《中國現代工業的發生參考資料》第7-8冊(未發表)。)。到了20世紀之初,則有沈職芳(華興買辦)之于上海振綸等四家絲廠;顧敬齋(乾康買辦)之于上海乾康等兩家絲廠;吳子敬(怡和買辦)之于上海協和等四家絲廠;王亦梅(端順買辦)之于上海永康絲廠;薛南溟(永泰買辦)之于上海永泰絲廠;張幼山(同協祥買辦)之于上海同協祥絲廠以及上海日商臺灣銀行買辦武棣森之于上海綸華絲廠(注:以上據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68。)。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情形,仍然繼續存在。法國信孚洋行買辦薛浩峰與人伙開三家絲廠;美國美信洋行買辦黃吉文自營兩家絲廠;英國公安洋行買辦邱敏庭自營一家絲廠,又與人伙開三家絲廠;達昌洋行買辦陸潤蓀、新時昌洋行買辦楊季良、安利洋行買辦吳登瀛都各自獨營一家絲廠(注:參閱日本蠶絲業同業組合中央會:《支那蠶絲業大觀》,1929年版,頁426-8,431。)。這些絲廠的經營者,既是洋行買辦,又是兼營絲號的經紀人。像30年代上海著名的制絲業者史和聲、朱靜庵、丁汶霖、吳松巖、倪欽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經營絲號,一面兼任洋行買辦(注:林勗:《控中國之繅絲業》,載《企業周刊》,1943年。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12。)。在兼營絲號的買辦中,有不少是絲行的領袖。例如在上海絲廠繭業總公所第一、二兩屆董事會的13名成員中,有6名是洋行買辦。總董總理和坐辦的職位,全為買辦所占據(注: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

在上述30多家買辦興辦的繅絲廠中,包括黃佐卿的公和永在內,至少有五家是打著他們所在的洋行招牌創辦起來的。這說明洋行買辦興辦工廠最初依賴洋行勢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獨立發展民族工業的前景。黃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個證明。

公和永開辦之初,資本十萬兩,有絲車一百部。廠內設備完全來自國外,“指導廠務”的工程師,也延請外籍人員擔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開,營業不振。1887年以后,機繅絲在法國市場打開銷路,營業得以復振。1892年一年中,舊廠擴充與新廠增設,同時并進。先是收舊廠絲車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楊樹浦增設新祥繅絲廠,有絲車416部,合起來將近千部,形成為一個擁有資本30萬兩、職工千人的大企業(注:以上據《農商公報》,1915年第16期,選載門,頁14。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

在繅絲業中站穩以后,他又努力擴大地盤,一方面由繅絲業擴大到棉紡織,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紡織廠(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擴大到武漢,先是在漢口設立絲行,后又打算接辦張之洞在武昌創設的湖北繅絲局(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1928年版,卷35,頁21-23。)。事雖未成,但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絲行領袖”的經濟實力。他的聲望日隆,被人們稱譽為“采用外國機器進行繅絲與棉織方面”的“最積極和先進人物之一。”(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

然而,就上海一般絲廠的主持者而言,黃佐卿的情況,又是一個例外。以為有了黃佐卿這個例子,便認定繅絲業中的民族資本能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這又是把復雜的現實簡單化。

說它是一個例外,這主要是指上海華商繅絲廠的絕大部分,并非都像黃佐卿的公和永那樣,是廠主的自有產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面,上海的繅絲業中,形成了一種所謂租廠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絲廠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屬兩戶。絲廠的所有者,多為房產主或地產公司,他們并不直接經營絲廠,而是將其所有的廠房以及繅絲設備,租與絲廠的經營者。自己則坐收租金,叫做“產業股東”。(注:“產業股東”亦作“實業股東”,參閱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第176。)絲廠的經營者則多為兼營絲號的絲商。他們按期租賃廠房,向房主繳納租金,然后雇工備料,經營繅制,叫做“營業股東”。(注:也有少數經營絲廠的人,同時出租絲廠。例如曾經經營絲廠的買辦祝大椿,據說也“專門建廠租給人家”。參閱唐傳泗、徐鼎新:《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若干問題》,載《學術月刊》,1984年第3期,頁20。)產權固定于一家,而營業者則可以隨時改組更換。租期按年計算,每逢新繭登場,即為絲廠改組之期。營業的絕續、股東的進退均決定于此時。這種租廠制,在它盛行的時期,廠數占上海全部絲廠的90%。如20世紀20年代末期,上海絲廠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廠房的,不過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廠營業(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繅絲廠之實行租廠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條件,同時也反映中國資本主義的共同屬性。

在特殊條件方面,過去多強調江南蠶繭,一年只收一兩造,絲廠不能全年開工。這當然是形成租廠制的一個條件,但顯然不是充分的條件。我們看到,在華南廣東一帶,一年可以育蠶多次,絲廠一般是全年開工,但是廣東絲廠,降至20世紀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廠經營的(注:譚自昌:《廣東絲業現在之實際概況》,參閱《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可見生產的季節性,不是租廠的全部原因。租廠經營對經營者到底有什么好處呢?這里既有經濟的因素,更有超經濟的因素。單純從經濟的因素看:根據上海的一般情況,出租絲廠的“產業股東”,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達到他所投資數額的15%(注:樂嗣炳:《中國蠶絲》,1935年版,頁38-39;曾同春:《中國絲業》,1933年版,頁92。)。這實際上近乎一種高利貸。而絲廠“營業股東”之所以愿意支付這一筆相當沉重的開支,自然是從節省開辦資金著眼。根據20世紀20年代末的調查,自有絲廠的投資,每部絲車平均在一百五六十兩至二百兩之間,而租廠經營者則不過一百兩至一百五十兩之譜(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廠較自有絲廠節省開辦資金1/3~1/4。如果說,絲廠房產主是把他的投資收入擴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廠經營者則是把他的投資風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因為他的投資只限于經營絲廠時的流動資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購蠶繭和開支工資。他可以隨時收繭,隨時繅制,隨時出貨籌押現款,應付流動開支(注: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上海錢莊的抵押放款,幾乎全部是以絲繭為抵押的放款。參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1960年版,頁780-781。)。至于工廠固定資產的前途,不在他的考慮之列(注:1896年5月間上海一場大雨沖毀了三家絲廠的屋頂,原因是“建筑的窳敗和缺乏適當的檢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頁828;6月5日,頁872,6月19日,頁973)。引起不少的議論。這個小小的事例,不失為一個具體的例證。)。這就是說,絲廠經營者不是以工廠主的身份、而是以絲商的身份經營絲廠。絲廠經營者之進退,以生絲市場之升降為轉移。市場看好則一擁而進;市場看疲則一轟而退。進退之間,帶有濃厚的投機色彩。“僅計一時絲價”,“毫無永久營業性質”。(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1,174。)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則取決于一個超經濟的因素。歸根到底,它是和生絲市場之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絲對外貿易主動權之不為我所有分不開的,是從事生絲繅制業者對自己命運不能主動掌握的具體表現。在這里,單純用蠶繭收購和生絲繅制的季節性來解釋,顯然是沒有抓到癢處。

租廠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說明中國的生絲市場受外國勢力的制約,而且也說明中國的生絲生產對外國勢力的依存。

絲廠出租,從一個角度看,固然是華商絲廠失去生絲市場主動權以后的一種變通的適應辦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又給外國洋行對華商絲廠的控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利用機會。出現絲廠的所謂“產業股東”,有的就是外國洋行或地產公司(注:參閱《支那蠶絲業大觀》,頁235。)。在20世紀之初,上海的沙遜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經是出租絲廠的“產業股東”。租用洋商房產的中國資本家,有的就是洋行買辦。有的絲廠名為華洋合股開設,實際上多為華商經營,不過借用洋商牌號。從租洋廠到掛洋牌,是順理成章的。因租洋廠“事非永久,僅計一時。絲價高時開工營業,絲價低時轉租于人,欲其絲之改良,談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賴外人簽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發展下去,有的絲廠向內地收購鮮繭,也以洋行名義,請海關發給道照,或由廠家托洋行轉請海關發給。及至乾繭運滬,又將道照轉請換給出口之派司。這種派司,在華商絲廠之間,可以互相轉賣,形同有價證券。所有這些依托洋行的活動,無非是借此換取子口半稅的待遇。這種“以華商資本而用洋商牌號”的行為,在華商之間,也引為“亟宜改革”之“陋習”。但是,這種陋習又的確給他們帶來好處(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不用說洋商牌號,只要每包生絲花上三兩銀子,請一個作為名譽技師的洋商在出口生絲上簽一個字,便能“取信歐美”而少受絲價之壓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卻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適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壓抑。“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結果是“拋盤壓價,任之外人”。(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國絲業資本家,便是生活在這樣尖銳復雜的現實矛盾之中。

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條件下產生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又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都離不開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這不是外鑠論,這是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的科學分析,是中國資產階級先天軟弱性的理論依據。中國的現代繅絲工作,作為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個案,它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

(二)繼昌隆之例

在中國另一個繅絲業重地的廣東出現的第一家新的繅絲廠——繼昌隆絲廠,說明了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把繼昌隆和公和永加以對照,它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繼昌隆的創辦者,不是和洋行關系密切的買辦或買辦商人,而是一個在海外經商近20年的華僑。據創辦人陳啟沅的自述,他的家族世代以“農桑為業,”(注:陳啟沅:《蠶桑譜》,自序1903年重刊。)而他自己則于“諸子百家、星學輿地諸書靡不淑獵”,“一度志在科場”。(注:桂坫等修:《續修南海縣志》,卷21,《陳啟沅傳》,1910年修。)晚年還在廣東韶州煉過銻砂,據說煉銻砂的镕爐也是他自己設計制造的(注:《時報》,1906年1月6日。)。這說明他頗有一些中學和西學的知識。他長期在海外,和西方世界不能沒有接觸(注:有人說陳啟沅到南洋(如《南海縣志》所載);也有人說他曾“游歷歐美”。(如民國《順德縣志》所載。)),但是我們還沒有發現他曾經有過為外國洋行服務的經歷,這和公和永絲廠的創辦者黃佐卿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繼昌隆的廠址,不是設在洋商蒐聚的通商口岸廣州,而是設在洋商勢力暫時還沒有到達的農村——陳啟沅的故鄉南海簡村。當時的南海和它的鄰縣順德、三水、新會等地,是廣東手工繅絲的傳統地區。這個地區的農民,世代以繅絲為副業。繼昌隆絲廠就設在簡村陳氏本宅。所用工人都是“本村的左鄰右里”。(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未發表),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957年三聯版,卷2,頁44。)這和公和永之設立在生絲出口中心的上海,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這個絲廠所用的繅絲設備,也不是外國現成機器的進口,而是出自陳啟沅本人的設計和本地工廠的制造。當然,陳啟沅的設計,并不是出自憑空的懸想,有人說他是在南洋看到法國式的繅絲機器而蓄意仿效的(注:饒信梅:《廣東蠶絲業之過去與現在》,載《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7期,1930年。)。但這和外國機器的直接進口,究竟不大一樣。而根據他的設計進行制造和安裝的,又是中國南方最早的一家機器工廠——陳聯泰機器廠(注:陳滾滾:《陳聯泰與均和安機器廠的概況》,載《廣東文史資料》,第20輯,1965年6月。)。這在當時,也是罕見的新鮮事物。

這就引發了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道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

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問題的討論中,有這樣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民族資本現代企業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繼承和轉化。繼昌隆的產生過程,在某些方面,似乎支持了這個論點。

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聯系,這是不可否認的。這種聯系,可以有兩種涵義。一是前者為后者的產生,提供了準備條件;一是后者為前者的直接轉化,即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產生所包括的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全過程。在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例如在英國,這兩種涵義的聯系,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中國,前一種涵義的聯系,雖然也同樣發生作用,但后一種涵義的聯系,卻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而中斷。這就是說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也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盡管這種萌芽也為中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生準備了前提條件,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出現,就其主流而言,卻是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萌芽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生提供了準備條件,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是任何國家在封建社會末期都經過的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它不但體現在繼昌隆的產生上面,也同樣體現在公和永的產生上面。沒有“本村左鄰右里”的繅絲女工,繼昌隆固然很難成立,同樣,沒有麇聚上海灘的繅絲女工,公和永同樣是難以出現的。上海絲廠的養成工和廣東絲廠的自梳女,都是出自同一的來源,要求同樣的解放(注:《支那蠶絲業大觀》,頁292-293;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174;C.W.Howard and P.Buswell:A Survey of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頁140,1925年版。)。

但是不能把這一點等同于資本主義萌芽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轉化。人們知道,在中國資本主義大工業出現之前將近30年,西方的資本主義入侵者就已經在中國通商口岸的許多工業部門中,先后設立了一批屬于機器大工業的工廠。他們也是在中國就地雇傭工人,并沒有把機器連同工人一齊運到中國。但是,從來沒有人說: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礦企業,是中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轉化。

繼昌隆的設立本身,也不支持上述所謂“轉化”的論點。在繼昌隆出現以前,廣東省的農村繅絲業“多半為家庭式的手工業,即兼營的小商品生產工業”。“凡操手機者多半為蠶村中的老婦。”“自汽機絲廠創設后,手機繅絲往往變為絲廠的附庸,蓋絲廠間有將劣繭選出,另設小室或小工場雇用女工用手機繅之。”(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卷2,頁51。)這就是說,在機器繅絲出現以前,廣東的手工繅絲基本上還停留在小手工業階段,能夠勉強算作手工工場,乃是在機器繅絲業出現之后,作為絲廠附庸的那種專繅劣繭的“小室”。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繼昌隆的產生,并非由原有的手工繅絲自身發展的結果。在繼昌隆出現以前,廣東的手工繅絲業,更沒有經歷過工場手工業的階段。一直到19世紀末葉,也就是繼昌隆存在了1/5的世紀以上,當新式繅絲工業“在廣東已經牢固地樹立了根基”(注: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rots on Trade and Finance, China,1885年,廣州,頁4。)以后,人們才開始看到手工繅絲向機器繅絲的轉化。這個轉化第一次出現在1893年的三水。當時有一家存在了九年的手工繅絲工場,由手工繅制改為機器繅制(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1898年,下卷,頁73。)。估計這種情形,在廣東其他產絲地區也會有所出現。中國手工工場向機器工廠的過渡不是發生在機器大工業出現之前,而是發生在機器大工業已經出現乃至“樹立了根基”之后,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特點。

繼昌隆設立以后廣東機器繅絲業的遭遇,也同樣說明這一點。

從1873年繼昌隆的成立開始,新式繅絲工業在珠江三角洲上以相當迅速的步伐向前發展。在繼昌隆成立的第二年,機器繅絲就采行于順德和廣州(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卷2,頁52;North China Herald,1874年6月13日,頁526。)。一年以后,南海又有人在當地仿照陳啟沅的機器另建了四家絲廠(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頁151。)。1881年廣州、順德、南海地區的絲廠,已增加到十家,有絲釜2400位,年產生絲近1000擔(注:同上。參閱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2年1月16日,頁47。)。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繅絲工業“在廣東已經牢固地樹立了根基,”當時在順德附近的新會,又添了三家絲廠(注:陳啟沅:《廣東蠶桑譜》,廣東厘條分局詳,1897年版;《申報》,1887年12月5日。)。進入90年代,一向是農業區的三水,也逐漸變成了產絲區,在繭行、手工繅絲作坊之外,第一次出現了兩家“使用外國機器”的蒸汽繅絲廠(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三水,頁264。)。在所有這些地方,沒有看到手工繅絲作坊向繅絲廠轉化的痕跡。

但是,廣東繅絲工業的發展,卻受到來自手工繅絲者和絲織業行會手工業者的嚴重威協。繼昌隆成立之后不久,“裝設歐式機器曾經遇到很大困難,因為絲區的人都害怕他們的低劣絲會因此無人問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年,廣州,頁576-577。)組織在手工絲織業行會中的“機房中人”,更進一步醞釀“聯群挾制”,“鼓動風潮”,要“拆毀絲廠”。早在1875年,絲織業行會手工為者和絲廠工人之間,就曾經發生過一次械斗(注:North China Daily News,1875年10月19日,頁379;10月26日,頁403。)。手工業工人反抗機器的斗爭,在1881年的一次大械斗中,表現得最為激烈。這時南海一帶的機器繅絲廠,除了繼昌隆以外,又陸續建立了裕昌隆、經和昌等廠,用繭量成倍增加。1881年又值“蠶繭歉收,市上無絲可買(注:由于廠絲多出口之故,織戶所用土絲供應不及。),機工為之停歇”。因此,在這一年十月間,組織在手工業行會“錦綸行”中的手織工人,一方面“勒令同行之人,概停工作”;一方面聚眾二、三千人,籌聚“斗費”,采辦軍火器械,搗毀了裕昌厚絲廠,殺死了三名絲廠工人,“并盡毀機器,始肯解散”(注:以上參閱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1882年刊,“南海書牘”,卷6;Trade Reports,1881年,廣州,頁9-10;《申報》,1881年11月8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1年11月7日,頁443。)。雙方的械斗,持續了好幾天。經過地方官的彈壓,始趨平息。

工人對機器的反抗,是雇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斗爭的間接反映。雖然這種斗爭,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經開始,但只是在采用機器以后,工人才真正實現了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機器——的斗爭。然而,出現在南海的這場“斗爭”,都不是這樣。它不是出現在繅絲工人和絲廠資本家之間,而是出現在絲織手工業行會和繅絲廠資本家乃至繅絲工人之間。(注:據南海縣令徐賡陛說:手工絲織業者“沉殺絲工二三人”,絲廠方面也擊斃機工一人。)“斗爭”的導火線不是由于絲廠工人無工可作,而是由于手工織工無絲可織。而無絲可織,主要是由于“蠶繭歉收,市上無絲可買”。這里至多只是反映了絲廠和絲織業行會對原料的爭奪,卻反映不出絲廠資本家對手工絲織業者的剝削。口口聲聲“倡言機器害其本業”的手工絲織業者,實際上找錯了“斗爭”的對象。因此,這不是一場工人對機器的斗爭,而是一場維護落后生產方式的武斗。

在這種形勢之下,代表官方的南海縣令的彈壓措施,就完全可以理解。他自認的持平之論是這樣:“在機工藉端釀事,固應嚴懲,而所用機器俗名‘鬼濩’、又名‘絲偈’者,卑職詳加考察,每偈約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無論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帶共有機器一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余人之生業。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數萬家貧戶之資生,我國家民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應永遠勒停,以安民業。隨取到各店永不復開結狀,勒將前項機器依限自行變(亻加開),以示持平。”(注:徐賡陛:《不自慊齋溫存》“南海書牘,卷6。另據媒體報導:“各絲店之機器,亦經繳官矣”。可見“依限自行變價”,”變成了沒收。見《循環日報》,1881年10月15日,“羊城新聞”。)除此以外,“永遠勒停”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平民不得私擅購置”。(注:同徐賡陛,上引書。)

在廣東內地無法立足的情況下,南海一帶的絲業資本家,紛紛把工廠遷至澳門,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廠從廣州遷到那里(注:North China Herald,1882年4月22日,頁424。)。傳說陳啟沅也一度把他的絲廠遷至澳門,“以避其鋒”。雖然清政府在1886年以一紙空文“咨行粵省,勸導商民,廣為興辦”,(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35,頁21。)但直到90年代,當有人在南海稟請開設絲廠時,兩廣總督卻仍以“商民設立機器繅絲,專利病民”為辭,不許“擅制”。

不管手工業者的反對也好,清政府的壓制也好,落后的手工工具究竟抵擋不住先進的機器了,盡管南海、廣州一帶的手工繅絲、織綢業者和繅絲工廠之間的沖突一直延續到80年代的后半期,但機器繅絲在市場上的地位,卻一天一天地駕臨于土絲之上了。自80年代廣東絲廠在出口貿易中始露頭角起,不到五年功夫,它就在海外市場上和土絲平分秋色。從此土絲一瀉千里,到了19世紀末葉,在廣州出口的3.7萬擔生絲中,土絲不過2000多擔,連廠絲出口的尾數都不到了。

另一方面,手工繅絲并沒有全部垮下來。80年代以降效率較高的足繅機和半機械的繅絲小機逐漸為手工業者所接受(注:周朝槐等修:《民國順德縣志》,1929年修,卷1,頁25。陳啟沅:《蠶桑譜》,序。)。這樣,手工和機器在20世紀以后,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了。

但機器繅絲,也沒有永遠昌盛下去。雖然在一戰期間,廣東絲業有過一度短暫繁榮,但繁榮不久即逝。進入30年代以后,在國民黨統治和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廣東絲業,呈現一片蕭條,生絲出口一落千丈。在1930-1934年五年之中,全省開工的絲廠由121個減少到37個,生絲出口由4.7萬多擔下降到不足3萬擔(注:有關廣東生產蕭條的材料請參閱《廣東生絲檢查所報告》1931-32年,1934-35年《廣東建設廳生絲檢查所四周年年報》,1935年,頁6,18-19。)。這里面也包括陳啟沅的繼昌隆,因為30年代末有人到簡村進行調查,發現那里已無一絲廠存在,而當年繼昌隆的廠址,已還原為陳氏遺族的住宅了(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繅絲工廠,在外國絲廠勢力密集的通商口岸,固然是命運多乖;在遠離通商口岸的城鎮乃至偏遠農村,也不見得有更好的日子。
 



上一篇: 林永康談歷史畫《繅絲女》
下一篇: 中國女子與桑蠶的美麗情緣:嫘祖
微信關注
最新信息
最新圖文
猜你喜歡

中國現代繅絲業的產生和發展

嘉聯絲綢  2015-06-08

生絲的對外貿易,是整個中國絲業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生絲的出口,對中國絲業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現代繅絲廠是怎樣產生的?又是怎樣存在和發展的?它所走的,又是什么樣的道路?這些都離不開中國生絲對外貿易的條件和背景。

但是歷史又往往不像人們所設想的那么筆直和簡單。在歷史悠久和幅員廣袤的中國,具體到中國現代繅絲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上,就不是如人們所設想的那樣只有一個固定的同一途徑和模式。我們在下面選取的兩家絲廠:上海第一家絲廠公和永和廣東第一家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家絲廠繼昌隆,就有兩個不同的產生和發展的途徑和模式。不同途徑和模式的產生,當然有各自不同的條件。但毫無疑問,它們同時又恰恰來源于當時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的同一。

(一)公和永之例

1882年出現的公和永絲廠,是上海第一家華商繅絲廠。這家絲廠的創辦者黃佐卿(宗憲),是一個在外國人中間被稱為“祥記”的浙江籍絲商(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農商公報》,1915年第16期,選載門,頁14。)。根據我們在上一節所說的情況,這個“祥記”可能就是為外國洋行經紀生絲出口的絲號名稱。他不但是這個絲號的老板,而且是經營生絲出口的“絲行的一個領袖。”(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還有人說,他最初是經營土絲出口的絲棧主,“祥記”是絲棧的名稱。后來當上了公和洋行的買辦,隨后又開設了絲廠,“為了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獲得治外法權的庇護”,又掛上了他所在“洋行的牌子”(注:參閱《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142,170。)(但又加上了一個永字)。這些說法雖未注明資料來源,但看來是可信的,因為后來的絲廠主中,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注:參閱上書,頁170。)

為洋行的生絲出口服務的買辦、包括和洋行出口生絲聯系密切的絲商,是上海現代繅絲工廠創辦和主持者的一個重要支柱。翻開上海繅絲廠的工廠名錄,就可以看出:絲廠之由買辦或絲號商人創辦或來自他們的投資,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這個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絲廠者,和黃佐卿同為一代的就有吳少卿(瑞記買辦)之于上海瑞綸:楊信之(延昌買辦)之于上海延昌恒,蘇州延昌永;沈志云、吳少圃(撥維晏買辦)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買辦)之于上海源昌、無錫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買辦)、朱葆三(平和買辦)之于上海絹絲;以及唐茂枝(怡和買辦)、徐潤(寶順買辦)之于煙臺纊絲局和周廷弼(大明買辦)之于無錫裕昌絲廠(注:以上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141,汪敬虞編:《中國現代工業的發生參考資料》第7-8冊(未發表)。)。到了20世紀之初,則有沈職芳(華興買辦)之于上海振綸等四家絲廠;顧敬齋(乾康買辦)之于上海乾康等兩家絲廠;吳子敬(怡和買辦)之于上海協和等四家絲廠;王亦梅(端順買辦)之于上海永康絲廠;薛南溟(永泰買辦)之于上海永泰絲廠;張幼山(同協祥買辦)之于上海同協祥絲廠以及上海日商臺灣銀行買辦武棣森之于上海綸華絲廠(注:以上據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68。)。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情形,仍然繼續存在。法國信孚洋行買辦薛浩峰與人伙開三家絲廠;美國美信洋行買辦黃吉文自營兩家絲廠;英國公安洋行買辦邱敏庭自營一家絲廠,又與人伙開三家絲廠;達昌洋行買辦陸潤蓀、新時昌洋行買辦楊季良、安利洋行買辦吳登瀛都各自獨營一家絲廠(注:參閱日本蠶絲業同業組合中央會:《支那蠶絲業大觀》,1929年版,頁426-8,431。)。這些絲廠的經營者,既是洋行買辦,又是兼營絲號的經紀人。像30年代上海著名的制絲業者史和聲、朱靜庵、丁汶霖、吳松巖、倪欽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經營絲號,一面兼任洋行買辦(注:林勗:《控中國之繅絲業》,載《企業周刊》,1943年。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12。)。在兼營絲號的買辦中,有不少是絲行的領袖。例如在上海絲廠繭業總公所第一、二兩屆董事會的13名成員中,有6名是洋行買辦。總董總理和坐辦的職位,全為買辦所占據(注: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

在上述30多家買辦興辦的繅絲廠中,包括黃佐卿的公和永在內,至少有五家是打著他們所在的洋行招牌創辦起來的。這說明洋行買辦興辦工廠最初依賴洋行勢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獨立發展民族工業的前景。黃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個證明。

公和永開辦之初,資本十萬兩,有絲車一百部。廠內設備完全來自國外,“指導廠務”的工程師,也延請外籍人員擔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開,營業不振。1887年以后,機繅絲在法國市場打開銷路,營業得以復振。1892年一年中,舊廠擴充與新廠增設,同時并進。先是收舊廠絲車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楊樹浦增設新祥繅絲廠,有絲車416部,合起來將近千部,形成為一個擁有資本30萬兩、職工千人的大企業(注:以上據《農商公報》,1915年第16期,選載門,頁14。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

在繅絲業中站穩以后,他又努力擴大地盤,一方面由繅絲業擴大到棉紡織,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紡織廠(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擴大到武漢,先是在漢口設立絲行,后又打算接辦張之洞在武昌創設的湖北繅絲局(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1928年版,卷35,頁21-23。)。事雖未成,但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絲行領袖”的經濟實力。他的聲望日隆,被人們稱譽為“采用外國機器進行繅絲與棉織方面”的“最積極和先進人物之一。”(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

然而,就上海一般絲廠的主持者而言,黃佐卿的情況,又是一個例外。以為有了黃佐卿這個例子,便認定繅絲業中的民族資本能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這又是把復雜的現實簡單化。

說它是一個例外,這主要是指上海華商繅絲廠的絕大部分,并非都像黃佐卿的公和永那樣,是廠主的自有產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面,上海的繅絲業中,形成了一種所謂租廠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絲廠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屬兩戶。絲廠的所有者,多為房產主或地產公司,他們并不直接經營絲廠,而是將其所有的廠房以及繅絲設備,租與絲廠的經營者。自己則坐收租金,叫做“產業股東”。(注:“產業股東”亦作“實業股東”,參閱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第176。)絲廠的經營者則多為兼營絲號的絲商。他們按期租賃廠房,向房主繳納租金,然后雇工備料,經營繅制,叫做“營業股東”。(注:也有少數經營絲廠的人,同時出租絲廠。例如曾經經營絲廠的買辦祝大椿,據說也“專門建廠租給人家”。參閱唐傳泗、徐鼎新:《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若干問題》,載《學術月刊》,1984年第3期,頁20。)產權固定于一家,而營業者則可以隨時改組更換。租期按年計算,每逢新繭登場,即為絲廠改組之期。營業的絕續、股東的進退均決定于此時。這種租廠制,在它盛行的時期,廠數占上海全部絲廠的90%。如20世紀20年代末期,上海絲廠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廠房的,不過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廠營業(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繅絲廠之實行租廠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條件,同時也反映中國資本主義的共同屬性。

在特殊條件方面,過去多強調江南蠶繭,一年只收一兩造,絲廠不能全年開工。這當然是形成租廠制的一個條件,但顯然不是充分的條件。我們看到,在華南廣東一帶,一年可以育蠶多次,絲廠一般是全年開工,但是廣東絲廠,降至20世紀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廠經營的(注:譚自昌:《廣東絲業現在之實際概況》,參閱《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可見生產的季節性,不是租廠的全部原因。租廠經營對經營者到底有什么好處呢?這里既有經濟的因素,更有超經濟的因素。單純從經濟的因素看:根據上海的一般情況,出租絲廠的“產業股東”,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達到他所投資數額的15%(注:樂嗣炳:《中國蠶絲》,1935年版,頁38-39;曾同春:《中國絲業》,1933年版,頁92。)。這實際上近乎一種高利貸。而絲廠“營業股東”之所以愿意支付這一筆相當沉重的開支,自然是從節省開辦資金著眼。根據20世紀20年代末的調查,自有絲廠的投資,每部絲車平均在一百五六十兩至二百兩之間,而租廠經營者則不過一百兩至一百五十兩之譜(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廠較自有絲廠節省開辦資金1/3~1/4。如果說,絲廠房產主是把他的投資收入擴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廠經營者則是把他的投資風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因為他的投資只限于經營絲廠時的流動資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購蠶繭和開支工資。他可以隨時收繭,隨時繅制,隨時出貨籌押現款,應付流動開支(注: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上海錢莊的抵押放款,幾乎全部是以絲繭為抵押的放款。參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1960年版,頁780-781。)。至于工廠固定資產的前途,不在他的考慮之列(注:1896年5月間上海一場大雨沖毀了三家絲廠的屋頂,原因是“建筑的窳敗和缺乏適當的檢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頁828;6月5日,頁872,6月19日,頁973)。引起不少的議論。這個小小的事例,不失為一個具體的例證。)。這就是說,絲廠經營者不是以工廠主的身份、而是以絲商的身份經營絲廠。絲廠經營者之進退,以生絲市場之升降為轉移。市場看好則一擁而進;市場看疲則一轟而退。進退之間,帶有濃厚的投機色彩。“僅計一時絲價”,“毫無永久營業性質”。(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1,174。)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則取決于一個超經濟的因素。歸根到底,它是和生絲市場之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絲對外貿易主動權之不為我所有分不開的,是從事生絲繅制業者對自己命運不能主動掌握的具體表現。在這里,單純用蠶繭收購和生絲繅制的季節性來解釋,顯然是沒有抓到癢處。

租廠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說明中國的生絲市場受外國勢力的制約,而且也說明中國的生絲生產對外國勢力的依存。

絲廠出租,從一個角度看,固然是華商絲廠失去生絲市場主動權以后的一種變通的適應辦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又給外國洋行對華商絲廠的控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利用機會。出現絲廠的所謂“產業股東”,有的就是外國洋行或地產公司(注:參閱《支那蠶絲業大觀》,頁235。)。在20世紀之初,上海的沙遜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經是出租絲廠的“產業股東”。租用洋商房產的中國資本家,有的就是洋行買辦。有的絲廠名為華洋合股開設,實際上多為華商經營,不過借用洋商牌號。從租洋廠到掛洋牌,是順理成章的。因租洋廠“事非永久,僅計一時。絲價高時開工營業,絲價低時轉租于人,欲其絲之改良,談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賴外人簽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發展下去,有的絲廠向內地收購鮮繭,也以洋行名義,請海關發給道照,或由廠家托洋行轉請海關發給。及至乾繭運滬,又將道照轉請換給出口之派司。這種派司,在華商絲廠之間,可以互相轉賣,形同有價證券。所有這些依托洋行的活動,無非是借此換取子口半稅的待遇。這種“以華商資本而用洋商牌號”的行為,在華商之間,也引為“亟宜改革”之“陋習”。但是,這種陋習又的確給他們帶來好處(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不用說洋商牌號,只要每包生絲花上三兩銀子,請一個作為名譽技師的洋商在出口生絲上簽一個字,便能“取信歐美”而少受絲價之壓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卻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適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壓抑。“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結果是“拋盤壓價,任之外人”。(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國絲業資本家,便是生活在這樣尖銳復雜的現實矛盾之中。

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條件下產生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又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都離不開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這不是外鑠論,這是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的科學分析,是中國資產階級先天軟弱性的理論依據。中國的現代繅絲工作,作為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個案,它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

(二)繼昌隆之例

在中國另一個繅絲業重地的廣東出現的第一家新的繅絲廠——繼昌隆絲廠,說明了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把繼昌隆和公和永加以對照,它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繼昌隆的創辦者,不是和洋行關系密切的買辦或買辦商人,而是一個在海外經商近20年的華僑。據創辦人陳啟沅的自述,他的家族世代以“農桑為業,”(注:陳啟沅:《蠶桑譜》,自序1903年重刊。)而他自己則于“諸子百家、星學輿地諸書靡不淑獵”,“一度志在科場”。(注:桂坫等修:《續修南海縣志》,卷21,《陳啟沅傳》,1910年修。)晚年還在廣東韶州煉過銻砂,據說煉銻砂的镕爐也是他自己設計制造的(注:《時報》,1906年1月6日。)。這說明他頗有一些中學和西學的知識。他長期在海外,和西方世界不能沒有接觸(注:有人說陳啟沅到南洋(如《南海縣志》所載);也有人說他曾“游歷歐美”。(如民國《順德縣志》所載。)),但是我們還沒有發現他曾經有過為外國洋行服務的經歷,這和公和永絲廠的創辦者黃佐卿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繼昌隆的廠址,不是設在洋商蒐聚的通商口岸廣州,而是設在洋商勢力暫時還沒有到達的農村——陳啟沅的故鄉南海簡村。當時的南海和它的鄰縣順德、三水、新會等地,是廣東手工繅絲的傳統地區。這個地區的農民,世代以繅絲為副業。繼昌隆絲廠就設在簡村陳氏本宅。所用工人都是“本村的左鄰右里”。(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未發表),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957年三聯版,卷2,頁44。)這和公和永之設立在生絲出口中心的上海,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這個絲廠所用的繅絲設備,也不是外國現成機器的進口,而是出自陳啟沅本人的設計和本地工廠的制造。當然,陳啟沅的設計,并不是出自憑空的懸想,有人說他是在南洋看到法國式的繅絲機器而蓄意仿效的(注:饒信梅:《廣東蠶絲業之過去與現在》,載《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7期,1930年。)。但這和外國機器的直接進口,究竟不大一樣。而根據他的設計進行制造和安裝的,又是中國南方最早的一家機器工廠——陳聯泰機器廠(注:陳滾滾:《陳聯泰與均和安機器廠的概況》,載《廣東文史資料》,第20輯,1965年6月。)。這在當時,也是罕見的新鮮事物。

這就引發了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道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

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問題的討論中,有這樣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民族資本現代企業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繼承和轉化。繼昌隆的產生過程,在某些方面,似乎支持了這個論點。

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聯系,這是不可否認的。這種聯系,可以有兩種涵義。一是前者為后者的產生,提供了準備條件;一是后者為前者的直接轉化,即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產生所包括的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全過程。在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例如在英國,這兩種涵義的聯系,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中國,前一種涵義的聯系,雖然也同樣發生作用,但后一種涵義的聯系,卻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而中斷。這就是說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也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盡管這種萌芽也為中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生準備了前提條件,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出現,就其主流而言,卻是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萌芽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生提供了準備條件,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是任何國家在封建社會末期都經過的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它不但體現在繼昌隆的產生上面,也同樣體現在公和永的產生上面。沒有“本村左鄰右里”的繅絲女工,繼昌隆固然很難成立,同樣,沒有麇聚上海灘的繅絲女工,公和永同樣是難以出現的。上海絲廠的養成工和廣東絲廠的自梳女,都是出自同一的來源,要求同樣的解放(注:《支那蠶絲業大觀》,頁292-293;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頁174;C.W.Howard and P.Buswell:A Survey of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頁140,1925年版。)。

但是不能把這一點等同于資本主義萌芽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轉化。人們知道,在中國資本主義大工業出現之前將近30年,西方的資本主義入侵者就已經在中國通商口岸的許多工業部門中,先后設立了一批屬于機器大工業的工廠。他們也是在中國就地雇傭工人,并沒有把機器連同工人一齊運到中國。但是,從來沒有人說: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礦企業,是中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轉化。

繼昌隆的設立本身,也不支持上述所謂“轉化”的論點。在繼昌隆出現以前,廣東省的農村繅絲業“多半為家庭式的手工業,即兼營的小商品生產工業”。“凡操手機者多半為蠶村中的老婦。”“自汽機絲廠創設后,手機繅絲往往變為絲廠的附庸,蓋絲廠間有將劣繭選出,另設小室或小工場雇用女工用手機繅之。”(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卷2,頁51。)這就是說,在機器繅絲出現以前,廣東的手工繅絲基本上還停留在小手工業階段,能夠勉強算作手工工場,乃是在機器繅絲業出現之后,作為絲廠附庸的那種專繅劣繭的“小室”。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繼昌隆的產生,并非由原有的手工繅絲自身發展的結果。在繼昌隆出現以前,廣東的手工繅絲業,更沒有經歷過工場手工業的階段。一直到19世紀末葉,也就是繼昌隆存在了1/5的世紀以上,當新式繅絲工業“在廣東已經牢固地樹立了根基”(注: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rots on Trade and Finance, China,1885年,廣州,頁4。)以后,人們才開始看到手工繅絲向機器繅絲的轉化。這個轉化第一次出現在1893年的三水。當時有一家存在了九年的手工繅絲工場,由手工繅制改為機器繅制(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1898年,下卷,頁73。)。估計這種情形,在廣東其他產絲地區也會有所出現。中國手工工場向機器工廠的過渡不是發生在機器大工業出現之前,而是發生在機器大工業已經出現乃至“樹立了根基”之后,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特點。

繼昌隆設立以后廣東機器繅絲業的遭遇,也同樣說明這一點。

從1873年繼昌隆的成立開始,新式繅絲工業在珠江三角洲上以相當迅速的步伐向前發展。在繼昌隆成立的第二年,機器繅絲就采行于順德和廣州(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轉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卷2,頁52;North China Herald,1874年6月13日,頁526。)。一年以后,南海又有人在當地仿照陳啟沅的機器另建了四家絲廠(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頁151。)。1881年廣州、順德、南海地區的絲廠,已增加到十家,有絲釜2400位,年產生絲近1000擔(注:同上。參閱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2年1月16日,頁47。)。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繅絲工業“在廣東已經牢固地樹立了根基,”當時在順德附近的新會,又添了三家絲廠(注:陳啟沅:《廣東蠶桑譜》,廣東厘條分局詳,1897年版;《申報》,1887年12月5日。)。進入90年代,一向是農業區的三水,也逐漸變成了產絲區,在繭行、手工繅絲作坊之外,第一次出現了兩家“使用外國機器”的蒸汽繅絲廠(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三水,頁264。)。在所有這些地方,沒有看到手工繅絲作坊向繅絲廠轉化的痕跡。

但是,廣東繅絲工業的發展,卻受到來自手工繅絲者和絲織業行會手工業者的嚴重威協。繼昌隆成立之后不久,“裝設歐式機器曾經遇到很大困難,因為絲區的人都害怕他們的低劣絲會因此無人問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年,廣州,頁576-577。)組織在手工絲織業行會中的“機房中人”,更進一步醞釀“聯群挾制”,“鼓動風潮”,要“拆毀絲廠”。早在1875年,絲織業行會手工為者和絲廠工人之間,就曾經發生過一次械斗(注:North China Daily News,1875年10月19日,頁379;10月26日,頁403。)。手工業工人反抗機器的斗爭,在1881年的一次大械斗中,表現得最為激烈。這時南海一帶的機器繅絲廠,除了繼昌隆以外,又陸續建立了裕昌隆、經和昌等廠,用繭量成倍增加。1881年又值“蠶繭歉收,市上無絲可買(注:由于廠絲多出口之故,織戶所用土絲供應不及。),機工為之停歇”。因此,在這一年十月間,組織在手工業行會“錦綸行”中的手織工人,一方面“勒令同行之人,概停工作”;一方面聚眾二、三千人,籌聚“斗費”,采辦軍火器械,搗毀了裕昌厚絲廠,殺死了三名絲廠工人,“并盡毀機器,始肯解散”(注:以上參閱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1882年刊,“南海書牘”,卷6;Trade Reports,1881年,廣州,頁9-10;《申報》,1881年11月8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1年11月7日,頁443。)。雙方的械斗,持續了好幾天。經過地方官的彈壓,始趨平息。

工人對機器的反抗,是雇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斗爭的間接反映。雖然這種斗爭,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經開始,但只是在采用機器以后,工人才真正實現了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機器——的斗爭。然而,出現在南海的這場“斗爭”,都不是這樣。它不是出現在繅絲工人和絲廠資本家之間,而是出現在絲織手工業行會和繅絲廠資本家乃至繅絲工人之間。(注:據南海縣令徐賡陛說:手工絲織業者“沉殺絲工二三人”,絲廠方面也擊斃機工一人。)“斗爭”的導火線不是由于絲廠工人無工可作,而是由于手工織工無絲可織。而無絲可織,主要是由于“蠶繭歉收,市上無絲可買”。這里至多只是反映了絲廠和絲織業行會對原料的爭奪,卻反映不出絲廠資本家對手工絲織業者的剝削。口口聲聲“倡言機器害其本業”的手工絲織業者,實際上找錯了“斗爭”的對象。因此,這不是一場工人對機器的斗爭,而是一場維護落后生產方式的武斗。

在這種形勢之下,代表官方的南海縣令的彈壓措施,就完全可以理解。他自認的持平之論是這樣:“在機工藉端釀事,固應嚴懲,而所用機器俗名‘鬼濩’、又名‘絲偈’者,卑職詳加考察,每偈約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無論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帶共有機器一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余人之生業。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數萬家貧戶之資生,我國家民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應永遠勒停,以安民業。隨取到各店永不復開結狀,勒將前項機器依限自行變(亻加開),以示持平。”(注:徐賡陛:《不自慊齋溫存》“南海書牘,卷6。另據媒體報導:“各絲店之機器,亦經繳官矣”。可見“依限自行變價”,”變成了沒收。見《循環日報》,1881年10月15日,“羊城新聞”。)除此以外,“永遠勒停”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平民不得私擅購置”。(注:同徐賡陛,上引書。)

在廣東內地無法立足的情況下,南海一帶的絲業資本家,紛紛把工廠遷至澳門,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廠從廣州遷到那里(注:North China Herald,1882年4月22日,頁424。)。傳說陳啟沅也一度把他的絲廠遷至澳門,“以避其鋒”。雖然清政府在1886年以一紙空文“咨行粵省,勸導商民,廣為興辦”,(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35,頁21。)但直到90年代,當有人在南海稟請開設絲廠時,兩廣總督卻仍以“商民設立機器繅絲,專利病民”為辭,不許“擅制”。

不管手工業者的反對也好,清政府的壓制也好,落后的手工工具究竟抵擋不住先進的機器了,盡管南海、廣州一帶的手工繅絲、織綢業者和繅絲工廠之間的沖突一直延續到80年代的后半期,但機器繅絲在市場上的地位,卻一天一天地駕臨于土絲之上了。自80年代廣東絲廠在出口貿易中始露頭角起,不到五年功夫,它就在海外市場上和土絲平分秋色。從此土絲一瀉千里,到了19世紀末葉,在廣州出口的3.7萬擔生絲中,土絲不過2000多擔,連廠絲出口的尾數都不到了。

另一方面,手工繅絲并沒有全部垮下來。80年代以降效率較高的足繅機和半機械的繅絲小機逐漸為手工業者所接受(注:周朝槐等修:《民國順德縣志》,1929年修,卷1,頁25。陳啟沅:《蠶桑譜》,序。)。這樣,手工和機器在20世紀以后,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了。

但機器繅絲,也沒有永遠昌盛下去。雖然在一戰期間,廣東絲業有過一度短暫繁榮,但繁榮不久即逝。進入30年代以后,在國民黨統治和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廣東絲業,呈現一片蕭條,生絲出口一落千丈。在1930-1934年五年之中,全省開工的絲廠由121個減少到37個,生絲出口由4.7萬多擔下降到不足3萬擔(注:有關廣東生產蕭條的材料請參閱《廣東生絲檢查所報告》1931-32年,1934-35年《廣東建設廳生絲檢查所四周年年報》,1935年,頁6,18-19。)。這里面也包括陳啟沅的繼昌隆,因為30年代末有人到簡村進行調查,發現那里已無一絲廠存在,而當年繼昌隆的廠址,已還原為陳氏遺族的住宅了(注: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繅絲工廠,在外國絲廠勢力密集的通商口岸,固然是命運多乖;在遠離通商口岸的城鎮乃至偏遠農村,也不見得有更好的日子。
 

(完)

閱讀
發表評論
昵稱:
  ▍相關推薦
【廣西日報】引領行業發展的標桿——記全國繭絲綢行業
2018-08-29 11:08
公司黨支部開展慶“七·一”主題黨日活動
2018-07-01 10:12
2018年度保全工技能競賽(初賽)正式開始
2018-06-04 10:23
2018全國繭絲綢產銷形勢分析會現場交流會到嘉聯公司參
2018-04-27 17:11
我公司組隊參加宜州壯族三月三民俗巡游活動
2018-04-19 09:09
———— 猜你喜歡 ————
魔兽世界猎人幻化